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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西晋末年引发的动乱直接导致了西晋王朝的覆灭，但是同时也在间接上影响到了东晋文学的快速发展。因为在这场大动乱中，西晋的大多文坛精英如张华、潘岳、陆机、左思等人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就直接使东晋初年的文学处于一种寂寥的状态；另一方面，大动乱使西晋繁荣的文化环境得到了破坏，这也给东晋的文学艺术发展带来了灾难。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的文学艺术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在新的环境中恢复了自己的元气，让自己得到了新的发展。
这种发展得益于东晋的诸帝都是比较重视文化产业的，而且朝代的更替更能使士大夫们得到深度的思考，这对于文化的发展都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玄学的盛行，玄学在当时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是影响到了士大夫的创作历程，而正是这种极大的推动力才使东晋的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当然，东晋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就是山水文学，东晋的文人们“以玄对山水”，构筑起了那种清淡高雅的生活方式，可是说东晋的山水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地位。
一、东晋初期的社会与表现现实的文学
虽然说东晋的整体文学很大程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但是，在东晋初期却有一批表现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的赋体文学产生，这种文学的产生与东晋初期的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东晋初期社会环境
东晋成立的时候，虽然人们在江东的新朝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和领地，但是国家的沦陷仍是带给了士大夫们强烈的刺激，给他们带去了无法消除的痛苦。
正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记录的卫玠和周顗的感叹一样，不仅表现了对故国灭亡的悲痛，更是表现出对自己前路的担忧和迷茫。
而这种心态与当时东晋的政治局面是息息相关的：对内，东晋居于江南地区，北方的大家迁居南方，难免会对江南地区的世家特别是吴姓氏族的理意产生极大的干扰；对外，东晋在江南地区，与一些少数民族政权隔江而治，安全会受到一定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士人们难免会产生不安。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开始思考西晋何以灭亡的问题，士人们也都开始了警醒。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士人就将目光转向了玄学清谈，认为是玄学清谈让士大夫们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国事，因而导致了国家的沦陷。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在当时对于玄学的批判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甚至说是一个共识。而对玄学的反思，最为突出的就体现在刘琨的身上，他反思自己的一生，认为老庄之说、玄学清谈都是不能救世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玄学产生了之变的认识。
（二）现实题材的文学赋作
东晋初期，出现了很多依据现实而作的文学赋作，如《流寓赋》、《登百尺楼赋》、《登邺台赋》、《南郊赋》等，这些文学都体现出了对故国灭亡的伤痛和对新朝建立的极大讴歌。
西晋的灭亡对于这些文人来说，那种伤痛是无法消除的，所以他们的这类作品中基本都体现出了作者本人在大动乱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以说是一种朝代更迭、政局交替的结果。
可以说东晋初期的这些文学赋作都非常真实的表现出了东晋的政局和社会现状，包含了感怀伤时、充满期待的复杂感情。虽然说故国已亡，但是新朝的建立无疑不是一剂强心剂，这些文学与西汉的赋作相比，可谓是“有为之作”。
二、玄学盛行及其影响的赋作
汉魏时玄学就盛行，到了东晋，玄学的盛行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而是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东晋的玄学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东晋盛行的玄学对当时的文人墨客的创作以及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玄风盛行的社会
玄学在当时的社会有着其自身存在的必然性。首先，长久以来的经学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被玄学给破除了，北方民族的南渡将这种文化带给了江东，并很快在江东地区流行开了。
因此，玄学的发展一直都在遵循自身的轨迹，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停止。而且随着后来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玄入佛还是佛入玄，都给了玄学一种全新的发展。
其次，从东晋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当时的现实需要玄学的盛行，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而且东晋的政权处于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斗争和内忧外患之中，这样就使立国能否长远的根本成为了是否可以妥善的解决掉各种矛盾。
而在当时，王导采用“内圣外王”之道，制定了“镇之以静”的政策，将江东的局势稳定了下来。这种政策在后来经过桓温、谢安等人的实行之后，基本成为了东晋的一项国策。但是这种政策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显得比较羸弱，深受人们的质疑。
其实玄学不仅影响到了政治局势，对于东晋士人的生活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伴随着玄学产生的清谈被带到江东之后，江东地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清谈热潮，得到了当时的统治阶层的大力倡导和保护。
从玄学对文学的影响来说，东晋文学受到玄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人的不同价值取向；二是东晋的世族大都参与文学的组织和创作中去。
东晋时期士大夫？
东晋虽为汉末以来的中衰时期，但又是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在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等领域取得巨大发展，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以此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的几百年间，由于政权跌宕，整个社会陷入了战火连绵，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泥潭。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士人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其中两晋士风差异尤为明显。在两晋间，士大夫之人生态度经历了从东晋士人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心态到西晋士人纵欲享乐的玄学心态的转变。
从东汉后期开始，士人对于政权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晋宦官外戚专权严重，大一统面临崩溃，士大夫在抗击宦官，维护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士大夫往往胸怀报国大志，雄心勃勃欲重振朝纲。
然而朝廷自身的腐败愈发严重，至西晋已江河日下。朝廷的腐败加剧了对士人的迫害，士人和朝廷的矛盾也面临大爆发，士人在心理上对大一统政权已不再眷恋。这种悲哀心态导致西晋士人放弃对天下的胸怀和报复，转而走向个体的享乐逍遥。
形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既有政权腐败之因，又是儒学暂时下台和玄学在西晋广泛传播的结果。
为什么东晋南朝山水诗成为审美对象？
魏晋士大夫对自然美的欣赏，已经突破了比附的框框而独立出来。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观念加到自然山水身上，而是欣赏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机。山水由自然崇拜、祭祀的对象转变为审美对象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及宗教、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政治上，社会动荡不安，士人为保全性命或抗议社会而隐遁田野，为自然美的发现提供了可能。
二、经济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庄园制度的盛行，为门阀士族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山水美的发现提供了条件。
三、思想上，在炽热的老庄玄风的吹熏下，魏晋南北朝士人追求心神的超然无累而沉浸于玄远的追慕之中。使山水自然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
东晋山水诗人寄情山水代表哪家思想？
西晋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而灭亡，南迁的皇族后裔司马睿后在建康建立东晋以延续政权。不过东晋的形势未必好过之前的西晋，由其统一的南方在初期尚还稍显安定，但被胡人占领的北方却是四分五裂，先后共建立了十六个政权，可见斗争之激烈。
在如此动荡的外部环境中，东晋内部也深受影响，明争暗斗从未停歇，官场腐败黑暗，民不安枕。但比起混乱的政治局势，东晋的文化领域却是一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不仅文人间形成的魏晋风度被后世所敬仰，在绘画、诗词等其他方面更是开创了新的风貌，尤其是山水诗兴盛至极。那么我们不禁好奇了，在政治如此混乱的时代里，为何山水诗会兴盛至极呢？
1、东晋山水诗兴盛异常
中国人自古对山水就有着偏爱之情，远在先秦，便出现了描绘自然景观的诗句。譬如《诗经》中的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等等。
不过这些诗句都缺乏对景观的细致描写，山水也不是主要的创作对象，更多的是被当成歌颂或表达情感的陪衬，题材上也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山水诗。
后到东晋，康乐公谢灵运开创性的将山水完全引入诗中，词句尽显天下美景胜境，充满无限遐想。按理来说，谢灵运这个人本就好游山玩水，览过无数名景圣地，加上自幼喜爱诗词歌赋，本身又才华横溢，能够融景于情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一首首绝美精妙的山水诗倒也不足为奇。
可在同一时期，东晋无数文人都开始将山水当成独立的审美对象，句句诗词写尽山水之美，甚至还出现了不同的风格。比如李颙的"窈窕寻湾漪，迢递望峦屿"这种以纪实写景为主，又如王羲之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般杂糅了玄理之趣。
另外，在表达方式上也多有出入，有直观描绘出眼前景象的，如庾阐的"临川叠曲流，丰林映绿波"，也有利用修辞手法让读者自行去体会风光的，如王廙的"野晖赫以挥绿，山翠倩以发苍"，还有将自己的情绪代入山水中借以抒发的，如湛方生的"秋夜清兮何，秋夕之转长"。
除了在语言运用上的多元化之外，文人们对于诗词造句也多了几分研究。和之前描绘山水的诗句不一样的是，东晋的山水诗更注重写意，用词更精确且流畅，既表达了情感，又能让世人感受到他们眼前的绝世美景，甚至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一时之间，漫游山水在士人之间形成一股热潮，山水诗也突然兴盛。在政治和经济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无数名人志士皆以走出朝野为乐，以山作画，以水吟诗，这种现象也不免引得后人想要去探究。
2、山水诗兴起的时代背景
西晋的永嘉之乱迫使士庶们衣冠南渡，虽然东晋顺利建立，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得以保存，但彼时的中原地带却已不是汉人专属，北方游牧民族三方五次的干扰使得东晋政权几次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恰巧晋元帝又想偏安南方，无意北伐，所以面对北方民族的多次挑衅，总是无动于衷，导致整个社会极度不稳定，人心惶惶。
外患不断，内忧也不少，因为权力之争，东晋险些被内部自行分割。东晋能够得以建立并不是因为司马家族遗留的实力，当时整个皇族都一蹶不振，是丞相王导竭尽全力的将南迁来的中原士族和南方的世家大族联合起来，打着正统皇权的名义支持司马睿登基。
如果说这王导忠心耿耿、全心全意扶持司马家族也还好，但恰恰他又是头野心十足的狼。虽说他无心篡位，但在东晋建立之后也开始谋划自己的小集团，力图将朝廷改成自家的王氏。已经称帝的司马睿看到骄横跋扈、一手遮天的王导自然不满。于是私下开始拉拢一些与其作对的大臣以做心腹，后又使计让王导受到排挤和疏远，但这没有想到此举让晋元帝不仅没能成功独揽其权，甚至进一步降低了皇权的权威性。
王导作为东晋的奠基人，他的下台对政权的安稳有着致命性的打击。之前为了让南北士族能够完美合作，他给予了南方士族极大的利益，如今形势有变，南北双方自然无法像以前那般联合，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统治根基一旦分裂，政权自然难以维稳。
并且王导在贵族面前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他被冷落之后，不少贵族纷纷对其表示同情，进而对王朝表现出抗议，原本相对平衡的势力突然又出现了倾斜。这对于一个刚建立尚还不够成熟的政权来说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政治场上的平衡再次被打破。
更主要的是司马睿当初所拉拢的对象并非实力之辈，他们大多阴险奸诈，趋炎附势，无法像王导那样为王朝带来强大的队友，也不具备其辅政之能，以至于后面出现王敦造反的事件后，单凭皇族的一己之力竟然无法迅速解决，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使东晋大伤元气。
东晋的皇权旁落，后期彼此相互竞争的世家大族几乎将朝政完全握在手中，帝位如同虚设。如此动荡的社会背景让许多有志之士看不到王朝的未来，他们也无心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政治上，转而向大自然中寻求慰藉。
3、时代背景决定了士人内心十分矛盾
正是因为东晋政权建立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上，为了稳住这些世家大族，王朝选官实行的是门阀制度，看重门第，官场的大门皆为贵族所开，出身即奠定了一生的前景，无论寒门弟子到底具有多高的才情也只能居于基层，无法爬上更高的层次。
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压制下，不少文人士大夫怀才不遇，他们不甘心于当前的现状，渴望通过自己的才能改变命运并在仕途上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彼此牵制的世家大族们都在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底层的文人自然被他们排挤在外，如此残酷的现实给了士人们沉重的一棒，内心不舍但又不得不放弃从政。
受动乱环境的影响和外来民族的入侵，传统的儒教和伦理思想遭到冲击，其在社会上的主流地位也被破坏。但是人们从小接受的大多又是儒学所强调心怀天下和道德至上等思想的教育，当时的社会却又无法给他们提供报以天下的机会。面临这种矛盾士人们只能膜拜老庄思想，放宽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放。
并且东晋所统治的南方区域在当时并不发达，甚至此前一直都是边境和荒蛮地带，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习俗，南方本土居民对其又存在一点排斥，士人们内心多少会产生一些落差和不适应。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江南一带的自然景观倒也为山水诗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精神和思想的多重矛盾让士人们内心颇感压抑，面临社会风气中流露出来的糜烂之味，无奈的他们只能将目光对准尚还保留着纯洁的大自然，以制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4、士人将矛盾心情外显出来，浇筑为山水诗
在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士人们不再寄希望于能够与现实抗衡，他们开始放弃自己坚持多年的理想，重新寻找精神安顿。与乌烟瘴气的官场和兵荒马乱的社会相比，大自然中的生机勃勃和清静幽雅却显得格外超凡脱俗，又随着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盛行，大肆宣扬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鼓励人去发现自然界的乐趣，于是士人们开始借助山水将内心的苦闷表达出来。
脱离了繁杂的政局，士人们也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追求新的人生目标和享受在山水间的闲情逸致。隐居山林能让他们真正远离世间的嘈杂，用心去体会自然，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也为他们提供一条能够体面的逃避现实之路，得到一丝心灵上的抚慰。
不过士人们的隐逸又并非真正的销声匿迹，他们骨子里深深刻着的社会负责感和人生价值观无法使其完全抛弃家国真正做到只顾自我。所以即便他们投身到田野竹林间，也仍然想要通过作品和行为来表示对当前不公世道的抗议和内心不屈的气节。
又由于士人们深知官场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以及他们在世家大族和权力面前的渺小。所以表达抗议时少有像竹林七贤那样，做出放浪形骸和蔑视法礼的反向行为，更多的是像谢灵运这种借用山水以表惆怅和落寞的委婉之举。
5、结语
从政治的视角来谈东晋的社会和国情，确实是史上最纷乱和黑暗的时期之一，对于士人的摧残也是前所未有。但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东晋士人们寄情于山水的行为不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诗歌题材，为中华文化添了丰富的一笔，也促进后人对自然界产生全新的认识，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
北魏为什么把东晋称为“僭晋”，把东晋皇帝叫“僭帝”？
这是一段很要理解的历史！
北魏自称继曹魏国祚，那么中间的晋当然是伪朝，僭越。
为什么北魏把东晋叫僭晋，刘宋叫岛夷？南朝又为什么称北魏为魏虏？
1,僭，僭越，地位低下而冒用地位高的人的物品或者称号。 司马睿东晋的开国皇帝，传说司马懿的曾孙。 这段话是给司马睿泼脏水。 大意如下，伪晋朝司马睿，字景文，西晋将领牛金的儿子。当初，晋宣帝司马懿（司马昭追封）生了大将军琅邪武王司马伷。司马伷生了冗从仆射、琅邪恭王司马觐。
司马觐的王妃是谯国夏侯家的女儿，字铜环，和牛金通奸，才生了司马睿，没有被发现是通奸生的孩子，所以司马觐仍然认为是他儿子。
2、鲜卑人自称黄帝之后，与汉族同宗，道武帝建立北魏后，消灭北方割据势力迁都平城，与建康的刘宋王朝对峙，不只相互攻战，还争着正统地位。他们称刘宋为岛夷，刘宋称他们为索虏，岛与夷都是少数民族，都非汉人，所建王朝是非正统王朝。
3、为了论证自己王朝的正统性，打击敌对国家是一种有效地手段，给对方一个贬义的称呼，表示对对立王国的不承认和蔑视的态度。
《北史·序志》有载：“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魏‘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北史》是隋唐之际李延寿所著，虽非魏晋之书，但通过以上材料至少可以反映两点内容：其一，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南北朝在史书中相互攻击，南朝史书称北方国家人为“索虏”，北朝史书称南方国家人为“岛夷”。互相丑化其形象。其二，李大师是因为看到南北朝互相丑化而“往往失实”的史书，才“有著述之志”，后来其子李延寿材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了《北史》和《南史》。
综上两点可以说明南北朝史书中会经常出现“索虏”、“岛夷”之类的攻击之语，其目的正是为了丑化敌对王朝，可以标榜之际，宣扬其王朝的正统性。又如《南齐书·魏虏传》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南齐书》称北魏为“魏虏”，显然带有蔑视之意，其形容拓跋氏“被发左衽”，而“被发左衽”向来是用来形容蛮荒未化的夷狄的。其二，《南齐书》称鲜卑为“索头”，称北魏为“魏虏”，两者结合，正是前所引《北史》中“索虏”的来源。